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房维中１月１０日在“中外名家系列讲座”上指出，“十一五”期间的宏观调控面临着与“十五”期间相同的难题，应当在“十五”中吸取教训，控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两个指标，促进地方依靠低消耗和低污染来提高增长速度。

　　曾任“十五”计划咨询审议委员会主席的房维中说：“‘十五’对大多数的经济主体来说，是大跃进和特大跃进的五年。”数字为证：发电量在“九五”期间增长了３４．６％，“十五”期间增长达到７９．８％；原煤“九五”下降了４．５％，“十五”增长了６６．５％；生铁在“九五”增长了２４．４％，“十五”增长了１５４％；钢材“九五”增长了４６．４％，“十五”升至１８３％；水泥在“九五”增长为２５．５％，“十五”达到７６．２％；汽车“九五”为４２．７％，“十五”飙升为１８９％；金属切割机床“九五”下降了１３％，“十五”反而增长到１８３％。

　　“快速增长中有正常因素，也包含了严重地无序、过度开发。”房维中分析，“八五”投资弹性系数为１．８，即增长１％的ＧＤＰ需要１．８％的投资支撑；“九五”则为１．１３；“十五”为２．５２。“八五”的能源弹性系数为０．４３；“九五”能源消费总量减少了０．６７％，能源弹性系数是０；“十五”却是１．１６，是“八五”的２．７倍。环境污染现象不容忽视，２０００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１９９５万吨，２００４年为２２５５万吨，增长了１３％；有二分之一的城市地下水污染严重；１５个海洋生态监控区中只有３个处于健康运行状态，土壤侵蚀达到了３５０万平方公里。污染如此严重，是因为“十五”期间大量使用了应当淘汰、落后的设备和技术；大量的工业项目不经过可行性研究、必要的审批和核准手续、环境影响评价就仓促上马。”

　　房维中指出，“十五”期间的问题不源于计划本身，而在于部分地区在执行中偏离了计划的正确方向，盲目追求高速度，走上高能耗、高污染道路。

　　房维中认为，从２５个省区市已公布的各自发展规划来看，“十一五”期间的宏观调控面临着“十五”同样的难题，“十一五”的ＧＤＰ增长指标全国定位为７．５％，２５个省区市中定位在８．５％的为１个，９％为７个，１０％为１０个，１１％为３个，１２％有３个，１３％有１个，平均在１０％以上；全国规定单位产值消耗五年中应降低２０％左右，各地规定降低３０％的只吉林一省，降低２５％为３个，降低２０％为１０个，降低１５％有３个，降低１３％有１个，降低１２％有１个，未提出具体指标有６省。

　　房维中说，在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现期的“十一五”，应当从“十五”吸取教训，发挥地方积极性同时需受中央统一调控和布署。解决宏观调控目标不一致最理想的办法是地方不能规定ＧＤＰ指标，以国家规定的为惟一指标。宏观调控需要另辟蹊径，必须控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两个指标，促进地方依靠低消耗和低污染来提高增长速度。

　　房维中认为，必须对ＧＤＰ加以分析。ＧＤＰ作为数量指标，既无法反映质量进步也无法反映效益提高；作为事后统计指标，可以是集约增长的结果也可以是粗放增长的结果，既可为人们增加福祉也可带来灾难，故需要分析形成ＧＤＰ的经济行为和因素。同时，ＧＤＰ不是越高越好，应当通过利率手段在其过低过高时及时调整。将ＧＤＰ指标作为地方政绩考核的标准，而不分析此ＧＤＰ依靠何种因素实现极不恰当。